质疑“梅山文化”钟镇藩 　　在湖湘文化的研究中，对一些地域文化进行研究和探索，是完全必要的。例如，永州境内有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帝崩葬之地舜帝陵；有被称为20世纪100大考古发现的玉蟾岩水稻遗址；有母系社会留传的中国最古老文字“女书”；有全国最大的露天碑林滞溪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有为海内外瑶胞向往的瑶族发祥地江永千家峒和祭祀瑶始祖的盘王殿……因此 ，开展永州古文化研究很大必要。又如，湘潭碧泉、隐山是湖湘学派的发祥地，南宋时的胡安国父子曾在此讲学授徒，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改变了湘潭和湖南的闭锢风气，为湖南近世人才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而且当地有胡安国与胡五峰之墓，有三贤祠、慈云禅寺等遗迹……因而，深入挖掘整理碧泉、隐山湖湘文化资源，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也有得要意义。 但是，自从1995年在安化梅城召开“梅山文化研讨会”后，在岳阳、益阳、娄底的一部分青年学人中，兴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梅山文化热”。仅去年和今年，我就看到了好几篇研究“梅山文化”的文章。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所谓“梅山文化”，据论著们称：“是指以新化、安化两县为中心，东接益阳、宁乡、湘乡，西抵溆浦、辰溪，南到邵阳，北达桃源，方圆近一万余平方公里的这一古属梅山的地域内所存在的文化现象”；还称它是“古代湖湘文化圈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区域文化”（《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一期，第137页）。于是，有褒扬“梅山情歌”的；有说梅山教是“表现出了一种极为鲜明的人文理念”的（同上）；有说“梅山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结晶”、“梅山文化自成体系，风貌独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梅山文化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大江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洪流”的……甚至还说如下“确认”梅山文化，就是“丢掉了民族的特色，丢掉了自己的根本”（以上均见《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湖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338—340页）。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学人们享受着最广泛、最充分的学术自由。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不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背离，人们研究什么、发表什么，旁人都无权也不应当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我写此文，只是想从治学的角度提出几点质疑： 一、从地域来说，湖湘文化只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梅山文化”也只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古属梅山的地域”包括新化、安化、益阳、宁乡、湘乡、溆浦、辰溪、邵阳……那末，这些县、市有不有自己的“文化”？我认为是有的：起码益阳、宁乡、溆浦……各县的语言不同，而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如果说研究湖湘文化就必须研究和“确认”梅山文化，那末，研究“梅山文化”。是不是也必须研究和“确认”安化文化、益阳文化、宁乡文化……若是后者不须“确认”，那末前者（“梅山文化”）须“确认”的根据又是什么？若是后者也必须“确认”，那末如此越分越细，是有利于湖湘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利于湖湘文化的研究？ 二、对“梅山文化”，论乾们一方面说它“久已失传”，原因是“在北宋以前，它一直被隔离在汉民族主流文化之外，后来又大部分被汉文化所同化而消解，在今天的湘中和湘西地域只有少量的遗留”；一方面又说它“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文化大江中不可忽视的一股洪流”……这是不是有违社科理论研究的基本思维？ 三、从治史的条件和方法来说，要么有文献可考，要么有遗迹可寻，要么有妇孺皆知的口头传播；而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梅山文化”的论文，多数是围绕早已失传的“梅山教”来展开的，“研究”者们总是找那些行将就木的封建迷信职业者巫婆神汉及其他们的后代，让他们提供一些一鳞半抓的口头传闻和封建迷信用品（如“法器”、“师刀”之类）。试问，靠这样一些东西来支撑自己对一种“文化”的研究，能有多大的可信性、先进性、科学性？ 四、“梅山文化”的研究倡导者也承认，“梅山教及其文化从未得到过当政者的认可”。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梅山教及其文化”太先进了，将危及到当时封建当政者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拼命加以扼杀；要么是“梅山教及其文化”即使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里，也是为当政者所不容的有伤风化的腐朽、没落的东西！“梅山文化”到底属前者还是后者，我没有研究过，当然不能武断地下结论。我只是想提醒一些对“梅山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年青学人；在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之前，总得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大体地掂一掂，以防止“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如果太盲目，一旦自己费尽千辛万苦，而其“挖掘”、“整理”出的成果竟与先进文化的要求大相径庭，那末这种“带抢救性”的研究就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其他尚且不说，单就浪费了自己的宝贵年代这一点而言，那就是无论是什么办法都是不可弥补的。